戴笠从1932年当复兴社特务处处长君盈配资，到1946年以军统局副局长的身份坠机，前后当了蒋家王朝十四年的特务头子。
要是比当特务的资历，戴笠可能还真不如南昌行营调查课的邓文仪、中统的徐恩曾、别动总队的康泽，但是戴笠能以黄埔六期生的学历力压黄埔二期的而被老蒋指定为复兴社特务处处长，自然有其过人之处，要比起阴险狡诈心狠手辣，徐恩曾和郑介民还真不如他。
戴笠掌管着蒋家王朝最大的特务系统，一般的正规军兵团司令也得卖他面子，就连、汤恩伯那样的“封疆大吏”，也跟戴笠称兄道弟。
因为老蒋的宠信而飞扬跋扈的戴笠也不是没有吃瘪的时候，比如在1940，他就在香港被逮捕吃了好几天牢饭，其心腹嫡系、曾任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在提到这样一件大事的时候，却只是一笔带过：“他自从那次在香港丢了面子以后，一直不愿再去香港，并且特别痛恨英国人而称赞美国人，甚至甘心认美国人当干老子，而不愿意同英国人做朋友。”
关于戴笠在香港被捕的原因，戴笠的“徒弟”和“朋友”们都讳莫如深，有时候还故意编造故事混淆视听，在他们笔下，戴笠好像是“深入虎穴”但追捕王亚樵，这才被港英当局逮捕，这样一写，戴笠就成了“孤胆英雄”，但是当年的军统局香港区书记王方南却知道满不是那么一回事——戴笠根本就不是因为在手提箱里藏了手枪而在海关被捕，事实上戴笠要是想用枪也不必从内地带过去，而且戴笠一辈子也没有用枪实战过，他的枪法有多烂，沈醉是十分清楚的。
戴笠去香港不必带枪，如果轮到他这个“戴老板”亲自开枪，军统也就离覆灭不远了。
据曾任军统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主任的原中将文强描述，他抗战期间在香港逗留，曾听沈醉人前任郭斌（沈醉是1943年当的总务处长，此前在军统管总务的是郭斌）讲过戴笠被捕的原因和“获救”经过：“在文强撤离上海的两个月前，戴笠曾在香港被港英当局秘密逮捕。起因是军统局在香港设立了一处收集日伪情报的秘密电台，港英当局担心引起日本抗议，一直想要取缔，但却侦察不到这个电台的位置。正在这时，戴笠在香港的一个情妇因与戴笠闹翻了，向港英当局告了密。”
据说是戴笠的情妇向港英当局提供了戴笠的到港日期和照片，于是郭斌开自备车去机场接戴笠时，发现戴笠一出机舱门就被便衣巡捕逮捕君盈配资，郭斌以目示意后掉头离去找人营救，这才让港英当局扣押戴笠一迫使其撤销秘密电台的如意算盘落空。
黄埔六期的戴笠对黄埔四期的文强一向是尊称其为“念观兄”而不直呼其名，文强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还一直对戴笠表示感激：“与我相处十二年，他对我是特殊的对待，我感到他对我是一贯的信任，一贯有礼貌。我没有向他求过官，却将我的官阶升得比他自己还高还大。”
文强去东北之前，胡宗南就告诉他的中将军衔到手了：“念观兄，策动百万伪军反正，比打一个大胜仗的功劳还大呀！我跟雨农已联名推荐你为陆军中将，安排为接收华北、东北的要员之一。”
文强在《口述自传》中也证实了这件事：“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1946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三十九岁。我带着一批人坐飞机来到锦州。后来听人家讲，中将以上官衔的，头一个到东北的就是我。”
沈醉和文强都欠着戴笠的人情，所以在他们写回忆戴笠文章的时候，难免笔下留情，而一些网文以讹传讹，居然也采信了为戴笠粉饰的资料，这些文章要是让王方南看见了，肯定会忍不住冷笑。
王方南是跟文强同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的，其公开身份是保密局上海站少将站长兼任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处长，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一直跟上海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秘密联系的我方特工，要不是1955年受潘姓上级牵连，也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并直到1983年才恢复起义人员身份。
王方南也是一个“老军统”了，据他在《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刊发于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一百零七辑）中回忆，他1935年参加军统特务训练班，至1949年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长，足足当了十四年特务。
王方南1935年5月在汉口加入军统，同年10月，我被调往军统杭州特别训练班第六期受训，训练班的班主任是戴笠，副主任是余乐醒，书记长是王孔安。训练班分为六个队，一、二、三队是普通队，主要进行警察治安训练，第四队进行的是全能性特务训练，第五队专门进行汽全驾驶训练，第六队专门进行电讯训练。
王方南当时在第四队受训，其政治指导员就是在战犯管理所打过黄维耳光、1960年跟沈醉同一批特赦的董益三，当时的教官还有谢力公、余秀豪——这个余秀豪后来也去了东北行营督察处，当时的处长就是文强。
王方南看守过张学良，在军统上海区当过助理书记（过去的书记跟现在的书记不是一回事，当时的上海区长是周伟龙，书记是程一鸣），1938年11月，王方南调到军统香港区，先后任助理书记、情报组长、书记，直到1941年2月才从香港调回重庆，戴笠被逮捕期间，王方南正在香港区当书记。
我们看王方南的回忆，就会发现电视剧《潜伏》中保密局天津站的机构设置有些不符合史实，因为与天津站同为甲种站的上海站机构是这样的：王方南于1949年2月接任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其下有二科一股，一科主管总务，二科主管情报，情报科下设情报股、档案股、资料股，站本部还有个直属会计股。上海站既没有情报处也没有行动队，却有九个外勤组，其中有六个情报组和工运、学运、侦讯组各一个。
有史料说戴笠是1941年在香港被抓的，但王方南记得很清楚：“1940年秋天，戴笠在香港被英国巡捕房扣留了一次。事情是这样的：戴笠有个女秘书叫余素恒，原是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学员，戴有意娶她为妻，准备把她送往美国去留学。余素恒在香港办好出国手续，戴笠特地从重庆乘飞机赶来香港为余素恒送行。他刚下飞机就被英方人员扣留。”
戴笠被抓后，刘方雄（戴笠的江山籍同乡，后任香港站站长）马上打电话给书记王方南，王方南马上找到在港英当局政治部当探员的香港区情报员方水：“方水告诉我说，戴笠到飞机场时，英方人员检了他的行李箱，发现了大量美钞和港币，认为可疑，乃将其拘留。”
戴笠去香港送“女朋友”，带着那么多美钞，自然是要为其提供学费和生活费，从这一点上来看，当时戴笠对余素恒是动了真情的，甚至当时连自己的代号都为此女改了，这件事沈醉倒是没有藏着掖着：“戴笠很会讨女人的欢喜，当他和女秘书余淑衡（就是余素衡，当时大家只听过名字，所以写出来同音不同字也很正常）打得火热时，便速自己的化名也改了姓余，名龙，以暗示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但自从把余途去美国深造而得到胡蝶之后，胡了解他这一个化名的由来，很为吃醋。他在写信给特务们而用余龙两字署名时，胡便在旁边撤娇地‘嗯’上一声，只说出一个‘又……’，戴便马上在写好余字之后，再在下面添上一横，把化名改为金龙。”
这个姓余的军统女特工最后去了何处，其家世如何，笔者知道但是不能完全写清，因为那会涉及到起义将领，所以咱们还是来换个角度来问：像戴笠那样的特务头子，在当年的香港尚且难免吃瘪，普通人去了又会受到怎样的欺压？抗战期间，戴笠严令军统特务不许恋爱结婚，违者禁闭坐牢，他自己却换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他的心腹沈醉也娶了军统特训班女学员，这事儿又该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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